朱元璋早在元未战争时期，就已开始建立军事屯田。明朝建立后，为了恢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，在民间大力推行屯田制，形成军屯、商屯和民屯三种类型屯田方式。军屯又称卫所屯田，可分为边屯和营屯两种。边屯设在边境，守军进行屯田，谓之“且耕且守”，就地生产粮食，以供军需。营屯是内地卫所军的屯田，生产粮食，作为军粮。军屯制规定，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“分”，各地田土及生产条件不同，屯军受田数额不一，以五十亩为中制。洪武末年定税则“每军屯一分，正粮十二石，给本卫官军俸粮。”(《明会典》卷十八)明初原额军屯田土曾达到八十九万二千余顷。(《春明梦余录》卷三六)商屯是商人经营的屯田，明初为加强边防，常在边境地区设立军储仓，由内地召募商人运粮，输仓，官给粮价及运费。为方便商人到边地募民屯田，以获粮食，形成商屯，然后回原籍领盐引作买卖，谓之商屯。商屯最早是由山西商人在大同实行的。民屯，明初官府掌握了大量的无主荒地，特别是中原地区，需要移民垦荒或募民屯种，因而实行民屯，屯户的来源主要是强制的迁移民户，洪洞大槐树移民即为重点。其次为召募人户，犯罪迁徙户，民屯田地实属官田，各地根据屯户的丁力，分给田土，北方地区每人可分田十五亩，菜地二亩。在管理上以屯分里甲，纳入府县行政系统。民屯赋税，大致上按官田税额征收。大槐树迁移之民，均由各布政司编里发迁，或有的送户部编里发迁，由后军都督押解迁移各地方州县辖治，移迁之民迁到各地后的屯田以区域屯分里甲，而土著则以社分里甲之别。“土著者以社分里甲。移民分屯之地，以屯分里甲，社民先占亩广，屯民新占亩狭，故屯地谓之小亩，而社地谓之广亩。”(《明史。食货志》)河南、山东、河北等地至今有不少村庄以姓为名以屯为村名的。康熙版《永年县志》卷五载：明初“京东州县则有庄，有屯。土著日庄，迁发日屯。”顺治版《胙城县志》记载村落名称也云“凡名屯、寨者，皆明初迁民”。《明史》卷七十七亦载：“太祖仍元里社制，河北诸州县，土著者以社分里甲，迁民分屯之地，以屯分里甲。”以村寨命名的村落，为移民居住区。

   
明代移民有两大类型。一是明初政府组织的人口迁徙；二是人民自发流移，而政府加以限制和打击。这两种迁民在移徙过程中达到新居地后的生活及遭遇很不相同。明初政府组织下的移民，被迁徙的原因，所去的地方，到新地区的职业，均有所不同。一种情形是为开发朱元璋故乡凤阳地方，几十万人迁到那里。二是为解决地少人多区域的失业问题，将狭乡之民迁往宽乡。洪洞大槐树移民到阿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陕西等地，给钱钞备农具，三年内不征赋税。(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)200多年后顾炎武到河北大名府，了解到当地居民来源于山西的情况，他听魏县长老讲，该县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十分之八，睿、滑、内黄等地迁居者也占十分之三，(《天下郡国利病书·北直·大名府田赋志》)以此想见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之多。后世河南、河北人说起祖籍，往往提山西，并形成俗谚“问我祖先来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”。人民因为天灾人祸被迫无奈地自行流徙也有两种情况。一是因旱涝天灾，没有收成，在本地无法生活，就到外乡逃荒，渡过青黄不接之时，回到本土，继续生产和生活，这种流动是暂时的，即在家乡留有耕地，或只有少量的土地，但很贫穷，官税私租，以及高利贷，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，于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耕地，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，寻找一片乐土，背井离乡，进入移民的行列。明朝中期，由于土地兼并和赋役苛重，迫使相当数量的人民离开故土，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。流民移动，有的离原籍较近，有的很远，形成分散各地的移民区。但就全国范围讲，流民多向中国腹部山区移动，就是河北、河南北部、山东、陕西北部、四川及长江中下游湖北、湖南北部。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，明人李松写的《流民叹》有生动的描述。他写道：“侧侧背乡井，迟迟行道侧。”这是上路时的情形与心理，对熟悉的故土难舍离，但还是狠狠心告别了。同行的是妻子儿女，一个个因为饥饿，脸上都是焦黄的。往哪儿去呢?“闻道大河南，人家富黍稷。”这是一个农民，听别人讲南方好，就朝那儿奔。肩上挑着破烂家私担子，走不快，但是心里很着急，恨不得立即到了理想境界。饥饿时拿出带的干粮啃几口，边走边吃，哪有钱找个饭铺享受一餐呢!道路上风尘扑面，身上的衣服尽是落的土，像个黑泥人。走到天黑，卧在荒郊野外。由于白天奔走的疲劳，加上无家可归的烦愁，哼哼叽叽地难以入睡。伤心到了极点，感叹人生固然有许多痛苦，但是以没有家为最可怕。第二天爬起来又走，如此走啊走，像被飓风刮动的浮草，像没有树林的上空的飞鸟，哪儿是个安身之处呢，还不知道。全家人回头往北看去，离开老家已经渐渐地远了。一路之上，饥肠辘辘，心情沉闷，备尝艰辛，熬到尚不知是不是乐土的新处所。
（阅读次数：） 共4页: 上一页 [1] 2 [3] [4] 下一页